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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驚濤 趙締:民法典物權編“綠色化”困境與實現思路

    發布時間:08-13    來源:故事百科

       摘 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9條作為“綠色原則”不應只是一種宣示性條款,應轉化為物權編的具體規則,成為民事主體行使物權的行為規范。但是,民法典物權編中的具體規則尚未體現“綠色原則”的要求,無法實現對私人環境利益的保護?;谖餀嘀贫缺Wo私人財產的主要功能,綠色原則在民法典物權編應以環境利益的私益化和生態價值的經濟化為前提條件,對所有權制度、用益物權制度和擔保物權制度予以“綠色化”?;谖覈匀毁Y源物權的公法性質,綠色原則對民法典物權編的“綠色化”還應與侵權責任編、合同編相協調,同時與公法制度相銜接。

      

       關鍵詞:民法典物權編;綠色原則;自然資源物權;環境利益;環境役權;環境容量使用權

      

       作者簡介:趙驚濤,1964年生,吉林榆樹人,法學博士,吉林大學法學院環境與資源保護法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環境法哲學、環境保護與經濟法制。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司法部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項目、吉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以及橫向國家部委委托項目等多項課題,編著《環境法新論》等5部著作,發表學術論文50余篇。在本刊發表的論文有:《民法典物權編“綠色化”困境與實現思路》(2020年第6期)。

      

       一、問題的提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表決通過,其第一章第9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該條款被稱為“綠色原則”?!睹穹ǖ洹芬刖G色原則后,還應在各個分編中通過具體的規范展開,即綠色原則作為民法的基本原則不應被虛置,應該轉化為具體的法律規則。這也意味著環境權不應僅僅是一種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的社會權,而應具有私權屬性,環境利益也應作為民事主體的私人利益予以私法保護。由此,我國的物權制度不僅要體現對民事主體私人財產的保護,更要體現對私人環境利益的保護,即實現“綠色化”的物權制度,以積極回應綠色原則。

      

       從表述方式和內容上看,綠色原則主張民事主體要節約自然資源,以限制濫用自然資源的行為,為民事主體設定了義務。但從《民法典》中的物權制度來看,國家享有對自然資源的所有權,而民事主體只享有由自然資源所有權分離出來的自然資源使用權,如建設用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海域使用權等,這幾種自然資源使用權都是基于自然資源的國家所有權設立的用益物權。由此,綠色原則在《民法典》中以義務性規范的形式出現就會構成對民事主體用益物權的限制,影響民事主體對經濟利益的追求。這也就意味著,綠色原則在轉化為民法典物權編的具體規則時存在困境。

      

       如果要在物權編中將綠色原則落地為具體的法律規則,避免該原則成為“空中樓閣”,就需要衡平經濟利益與環境利益的沖突,即避免對私人財產權造成過度限制。由此,本文認為要解決這一困境應遵循以下思路:首先,在學理上,綠色原則雖然為民事主體設定了環境義務,目的卻是為了保障私益性質的環境利益。由于環境利益的內容還涉及公共利益,而公益性質的環境利益不應通過私法來保護。其次,要在實踐中重視運用立法技術。物權制度是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綠色化會在社會公眾中產生普遍影響,所以應避免對民法典物權編進行“革命”式修訂。最后,要確定綠色化物權制度的實現路徑,并形成具體的制度規范,作好與其他法律法規的銜接。

      

       二、民法典物權編“綠色化”困境的表現

      

       (一)我國自然資源物權的公法屬性與私法原則融合困境

      

       針對自然資源物權化立法模式的選擇問題,我國學界存在三種理論,即用益物權模式、占有權模式和準物權模式。然而,這三種模式都分別存在不足。第一,用益物權模式忽視了自然資源的消耗性利用和非消耗性利用之間的差異。第二,占有權模式突破了“一物一權”原則,在國家自然資源所有權的基礎上設立占有權,實行“一物二權”并不合適。第三,準物權模式的邏輯是從公共利益角度限制公眾對自然資源的使用自由,這就使得自然資源物權具有了公法限制私權利的內容,而這不是完全私法意義上的物權。在《民法典》第二編中,自然資源物權制度延續了用益物權模式,不僅存在以土地資源為基礎設立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和地役權,而且海域使用權、探礦權、采礦權、取水權也被納入用益物權的一般規定中,從而明確了這些自然資源物權的用益物權性質?;诖?,我國的自然資源物權具有公法屬性,并不是完全的私權,由此也就產生了以下問題。

      

       第一,對于消耗性利用的自然資源,采用用益物權模式設定自然資源物權存在法理上的矛盾。權利人對自然資源的消耗性利用是一種“使用+處分”自然資源的行為,會造成自然資源的數量或質量減少,即造成物權客體消滅的結果。而“處分”權能只能是所有權的權能,并非用益物權的權能,權利人如果僅僅獲得用益物權便不能進行消耗性利用行為,因為自然資源的所有權人是國家,權利人需要獲得由國家轉讓的自然資源所有權。以煤炭資源為例,這類資源經獲得采礦權的權利人開采后,經過加工出售給消費者,由消費者實施最后的消耗性利用行為。由此來看,消費者最終獲得的是煤炭資源的所有權,那么之前的物權流轉環節也應是所有權的流轉,而非用益物權的流轉。權利人消耗性利用自然資源就是同時實施了使用與處分行為,由于兩種行為無法區分,如果權利人不能獲得“處分”權能,也就不能實施“使用”權能。目前雖然自然資源物權權利人的私權受到國家所有權的限制,但權利人實際上獲得的是消耗性利用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具有處分自由,那么,如何去設定所有權人的義務以實現綠色原則的要求便是現實難題。

      

       第二,自然資源物權權利人需要負擔公法上的義務,受到公法限制,這使自然資源物權具有“準物權”的特征。以土地這種非消耗性利用的自然資源為例,土地使用權的權利人受到《土地管理法》中土地用途管制的規制,由行政機關決定土地的開發強度和使用用途,權利人實施的開發利用行為和申請用途變更也需要行政機關批準。除此之外,《海域使用管理法》《礦產資源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涉及自然資源使用管理的法律規范中都有公法限制的內容,涉及自然資源物權的設立、轉讓、存續等多個方面。這就意味著,我國的自然資源物權是帶有準物權特征的用益物權。而綠色原則所規定的是民法上的義務,在自然資源物權權利人需要承擔大量公法義務的基礎上,如何將民法義務轉化為具體的物權制度規范存在困難。

      

       (二)綠色原則對自然資源物權的私權性質弱化困境

      

       民法典編纂奉行的是權利本位,物權制度的構建也需要圍繞民事主體的權利展開,而不能偏離權利本位的要求。所以,構建的物權制度也應以保障民事主體的財產權利為核心。如果物權制度引入綠色原則,則為民事主體設定了義務,即民事主體對自然資源的使用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有限度的使用。

      

       物權是一種對有體物的絕對支配權,我國民法體系上的物權有三個構成要素,即絕對性、支配性和有體物。物權的支配性體現在,物權是將某特定的物歸屬于特定的民事主體,該民事主體被授予對物進行支配的權利。物權的絕對性體現在,該民事主體享有的對物支配的權利應得到他人尊重,并且可以排除其他人的干涉。通過分析物權的構成要素可以發現,民事主體成為物權人后,其權利的行使不應受到他人干涉,應由權利人的意志決定。民事主體如果成為自然資源物權的權利人,就意味著可以對自然資源自由支配,在不侵害其他法律主體權益的情況下,按自己的意志決定自然資源的使用,體現自然資源物權保護民事主體財產權利的功能。而綠色原則作為一種義務,卻影響了民事主體自由行使自然資源物權,表現為對民事主體私權的弱化,由此在物權制度中落地為具體的法律規范存在困難。

      

       (三)自然資源生態價值的物權保護困境

      

       綠色原則雖然規定的是民事主體的義務,但是權利與義務具有一致性,沒有無權利的義務,所以相應地,綠色原則規定的民事義務也應是為了保護民事主體的環境利益,即保護對民事主體有益的自然資源生態價值。民法上設立物權的核心目的是保護民事主體的私人財產利益,即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在綠色原則引入民法體系后,環境利益與經濟利益的協調問題便不再是環境法學所專屬的研究內容,更是民法學研究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物權制度的綠色化,意味著自然資源物權不僅僅保護民事主體的經濟利益,還要保護環境利益,即實現自然資源經濟價值與生態價值的融合。然而,經濟利益和環境利益的沖突伴隨著人類文明發展一直存在,自然資源經濟價值與生態價值的難以協調性,也造成了私權性質的環境權與物權之間的沖突。

      

       因此,運用“財產化”模式保護自然資源的生態價值存在實施困境。我國用益物權模式下的自然資源物權體系有助于解決由排他性產權缺失造成自然資源被過度使用的“公地悲劇”問題。作為公共物品的自然資源被“私有財產”化,激發了民事主體保護私有財產的能動性,進而實現了對自然資源的保護。這一理論邏輯的出發點在于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可以計量,并可以被廣泛的民事主體所認可。但是事實上,自然資源的生態價值卻是難以計量的,并且生態價值的受益者具有廣泛性,采用排他性產權的模式存在立法困境。以森林資源為例,無論是林地使用者獲得的對林地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還是開采出的林木資源,都可以通過貨幣計價,依據資產評估明確具體的經濟價值,但是森林資源與其生長的土地具有整體性,保持水土、凈化空氣等生態價值的受益者是廣泛的社會公眾,無法明確到特定的民事主體,而水土質量和空氣質量這類生態價值更難以經濟價值計量,所以物權制度難以充分發揮作用。

      

       三、民法典物權編“綠色化”的實現前提

      

       (一)環境利益的私益化

      

       在1972年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上,環境權正式得到國際承認,并且在1973年的歐洲環境部長會議上其人權性質也被加以肯定。自環境權提出后,對其性質的認定學界一直爭議不斷,主要有人權說、財產權說、人格權說和人類權說四種,呂忠梅教授認為環境權應是公民的一項基本人權,其核心是生存權。學界對于環境權的具體內容也存在不同觀點,如陳泉生認為環境權既包括生命權、健康權、日照權、通風權、安寧權、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觀賞權等生態性權利,也包括環境資源權、環境使用權、環境處理權等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的經濟性權利。而呂忠梅教授則認為環境權包括環境使用權、知情權、參與權和請求權,而日照權、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屬于環境使用權的范疇。通過這些爭議可以發現,日照權、通風權、清潔空氣權這些環境權的子權利,所保護的環境利益具有社會公共性,不是個人利益。因此,人權性質的環境權具有社會權屬性,即代表的是社會公共利益,不應通過私法手段予以保護。

      

    而綠色化的物權制度只適用于對私益性質的環境利益進行保障。

    理由在于:其一,雖然在憲法上我國已經將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明確為國家所有權,但如果不設置排他性產權對自然資源進行保護,仍會發生“公地悲劇”現象。所以在我國現有的物權體系中,這種由民事主體取得的排他性自然資源物權都被明確為用益物權。綠色原則進入物權編應以現行的用益物權制度為基礎,不應對現行物權體系產生顛覆性的變更。而用益物權的私權性質十分明確,其重要功能就是保障私人的財產利益。其二,物權制度通過保護私人財產權對民事主體的私人環境利益實施保護。物權具有占有權能,其功能在于明確有體物的歸屬,民事主體所獲得私人環境利益也應是源自對自然資源財產的占有。例如,民事主體在取得對林地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后,不僅可以通過采伐林木資源獲取經濟利益,還可以享受森林這一生態系統提供的環境利益。林地資源由于被特定的民事主體占有,森林所提供的潔凈空氣等環境利益也就具有了私人利益屬性。

      

       而具有公共利益屬性的環境利益不適用于物權制度保護,仍需要現行的公法手段。這是因為:第一,未被出讓給民事主體的自然資源無法通過物權制度保護。以土地資源為例,根據《土地管理法》的規定,國家出讓給民事主體的是從土地所有權中分離的土地使用權,包括建設用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等。而那些未被出讓給民事主體的土地沒有經過兩權分離,屬于公地性質,國家應制定公法性質的自然資源法由行政機關進行管理和保護。與土地管理制度相近,我國還制定了《海島保護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對海島、海域、森林、草原這些自然資源進行管理,由行政機關行使自然資源管理權力。第二,物權制度無法對“無形”的環境利益實施保護,而這類環境利益又具有公共性特征。例如,通風權和清潔空氣權為廣泛的社會公眾的環境利益,既不具有具體的形態,又不能被肉眼所見。一方面,這類環境利益的受益者是廣泛的社會公眾,并不能明確到特定的民事主體;另一方面,作為“不可量物”的風和空氣的經濟價值難以量化,納入我國物權體系會對現行物權制度產生顛覆性影響,并且現有的立法技術也難以實現無體物權的法律規則設計。

      

       (二)生態價值的經濟化

      

       自然資源物權權利人行使物權受到公法規制而非承擔私法上的義務,主要原因就是自然資源的生態價值未被經濟化,物權制度不具有對物的生態價值保護功能。然而,將我國全部自然資源的生態價值經濟化又會對現行物權體系產生重大影響,即綠色物權會產生新的“環境”權能,顛覆物權的現有權能結構,所以綠色物權需要進行差異化的設計。而且我國現行的自然資源法中涉及的多是自然資源經濟價值的條款,關于生態價值的條款較少。以2019年修訂的《森林法》為例,涉及森林經濟價值的條款遠遠多于涉及森林生態價值的條款,且涉及森林生態價值的條款大多仍屬于一些原則性、宣示性的條款,忽略了對森林的生態服務功能和生態整體性價值的考量。

      

       生態價值的經濟化需要以社會存在為基礎,而在現有科技水平下不可量化的“物”不宜通過物權制度調整。一方面,陽光、風等自然資源產生的生態價值雖然理論上可以經濟化,但在現實中仍難以直接量化。太陽能、風能通過科技手段可以轉化為電能,但是能量轉換過程也會存在損耗,無法直接以轉換成的電能衡量陽光和風的經濟價值。目前的科技水平也并不能證明陽光和風這類自然資源的產生、損耗與人類的生產生活行為有關。另一方面,噪音、煤煙、震動、臭氣、塵埃、放射性等不可量物質侵入鄰地造成的干擾性妨害或損害,其在性質上屬于物權法上相鄰關系的類型之一。這些不可量物的產生會造成生態價值的損失,相應地,減少這些不可量物的排放會增加生態價值。目前我國仍采用公法手段規制廢棄物的排放,民事主體在受到公法規制時是行政相對人身份,可以進行利益博弈。只有將這類不可量物對環境造成的損失經濟化,才可能通過私法調整手段緩解利益博弈帶來的損失。

      

       四、民法典物權編“綠色化”的實現思路

      

       綠色原則需要在民法典物權編中轉化為民事主體的具體權利義務,即物權制度的綠色化,這是對我國民事主體環境利益私法保護手段之完善。綠色原則應在環境利益之私益化和生態價值之經濟化的前提下,以具體法律規則的形式展開。同時,由于民事主體在獲得用益物權時已經伴隨著較多來自公法的環境義務,即國家對自然資源實施的用途管制制度對民事主體物權行使的限制,民法典物權編不宜再對民事主體設定更多的私法上的環境義務,而應從民事主體的權利維度進行設計。關于綠色原則如何進入民法典的問題,在民法典編纂過程中便引發過學界的討論,而受制于理論和現實困境,該問題在《民法典》頒布后仍未得到妥善解決。但可以確定的是,綠色化的物權制度需要遵循不產生“綠色變革”的原則,避免對我國的私法體系、公法體系以及社會法體系產生“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同時,還需要具備現實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基礎,以民事主體的現實需求作為所有權制度、用益物權制度和擔保物權制度的“綠色導向”。

      

       (一)引入環境相鄰關系:以“鄰避”沖突的產生為視角

      

       《民法典》中的相鄰關系仍以不動產的毗鄰作為判定依據,具體規則的設定完全延續了《物權法》的內容,并未充分考量民事主體環境侵權行為的特殊性。民事主體環境侵權行為的“相鄰”范圍超出了傳統民法上相鄰關系的范圍。隨著我國工業化與城鎮化的水平不斷提高,居民的環境意識也在逐漸提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沖突也越趨復雜。其中,由居民的“健康擔憂”所引發的“鄰避”沖突在我國多地出現,體現了特定主體的個體利益訴求。由此,需要引入環境相鄰關系,為“鄰避”沖突解決提供一種私法路徑。

      

       “鄰避”沖突的產生體現了特定主體私益化的環境利益?!班彵堋币辉~是英文“NIMBY”的直譯,“NIMBY”則是“Not in my backyard”的首字母縮寫,中文可翻譯為“別在我家后院”。在解釋“鄰避”沖突前先對“鄰避”設施進行一下說明,這類設施是指可以為社區和共同體帶來整體性利益、但對特定主體會產生不利影響的設施?!班彵堋睕_突主要因居民擔心“鄰避”設施產生環境污染、影響身體健康而產生,而這些污染設施具體可以包括廢棄物處理類設施、化工能源類設施、交通運輸類設施以及社會生活類設施等四大類。需要說明的是,“鄰避”設施可以提升社會公共福利水平,也可以提升一定區域整體性的環境利益,但可能會造成設施地點周邊居民經濟利益或環境利益的下降?!班彵堋痹O施對一定區域的影響效果可以用同心圓形容,如果設施有利輻射半徑比有害輻射半徑長,就意味著整個同心圓區域存在著利益不均,即設施周邊居民作出利益犧牲而滿足整體利益。因此,“鄰避”沖突反映的是設施周邊特定一部分居民的環境利益,這種環境利益因擁有特定主體而具有私益化特征。

      

       傳統相鄰關系是基于所有權的權利延伸或限制,以“不動產相互毗鄰”為其限度范圍,而“鄰避”沖突所反映的環境相鄰關系不再以土地相鄰近為唯一判斷要件,還要考量環境污染所帶來的更大范圍的“相鄰”?!班彵堋痹O施不僅僅單純由政府提供,民事主體也可以成為這類設施的所有者。這意味著,民事主體修建“鄰避”設施的目標并不僅僅限于提升社會公共福利水平,還可能為了獲取私人經濟利益。修建“鄰避”設施更不僅僅是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動,還是民事主體的民事活動。民事主體在其取得土地使用權后修建這類設施需要受到環境相鄰關系的限制,不應侵犯其他民事主體的民事權利。當然,受科技發展的影響,環境相鄰關系的范圍也具有不確定性,目前還極難判斷電磁波輻射、核輻射、有害氣體排放等風險的影響范圍,更難以判定這些環境損害行為對人身健康造成的損害結果。正是由于環境損害的方式和結果存在復雜性、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鄰避”設施在選址時即使遠離居民區,超出了傳統民法上“毗鄰”的相鄰關系,也可能會造成現實沖突。因此,民法典物權編不應對環境相鄰關系采取回避態度,應以具體法律規則的形式予以明確。

      

       (二)創建環境役權:以不動產役權制度的構建為基礎

      

       《民法典》用益物權分編規定了居住權,而居住權是一種特殊的人役權,這意味著我國的役權制度體系在本次民法典編撰中得到了完善。但是,《民法典》并沒有明確不動產役權制度,而是沿用了《物權法》的地役權制度。不動產役權是指以他人不動產供自己不動產通行、通過、取水、排水、通風、采光、眺望、電信、電力或其他需要不動產供役地人負容忍或不作為義務的方便與利益的權利。相較于地役權,不動產役權可以更進一步提升民事主體的私人經濟利益,以下側重探討的就是不動產役權對生態價值予以經濟化的功能,即如何通過環境役權實現綠色原則。

      

       第一,不動產役權制度可以囊括我國全部國土空間類型。作為沿海國家,我國擁有大量海島和遠洋群島,享有領海權利,國土空間也不僅僅是土地,還包括海域?!睹穹ǖ洹返?72條規定:“地役權人有權按照合同約定,利用他人的不動產,以提高自己的不動產的效益?!痹谶@里,雖然以“不動產”的立法表達解釋了地役權,但在地役權的流轉規定中只明確了地役權可以隨土地承包經營權、土地經營權和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并沒有關于海域使用權的規定。很顯然,民事主體在缺少法律依據的情況下難以實現土地與海域這兩種自然資源的組合收益,從而產生“1+1>2”的經濟實效。在我國海洋強國戰略的總體要求下,排除海域資源的地役權制度無法適應國家“陸海統籌”的戰略需要,由此,構建不動產役權制度具有現實必要性。

      

       第二,地役權的設立目的缺少對環境利益的考量,特別是忽略了生態價值對土地經濟價值的影響?!睹穹ǖ洹返?72條只規定地役權對不動產效益的提高功能,沒有明確這種權利需要受到綠色原則的約束。在筆者看來,供役地權利人和地役權人所訂立的地役權合同應對環境利益進行考量,禁止供役地權利人為滿足地役權人犧牲環境利益。地役權人取得的是對供役地的使用權,并且這種對供役地的使用行為可以提高需役地的收益,即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對需役地的開發強度。自然資源都有其環境承載力,超出承載力的開發利用行為就會造成生態破壞。從短期來看,提升土地的開發強度可以提高經濟利益,但卻會造成未來經濟利益的下降。例如,地役權人可以通過農業科技手段利用其他農地提升需役地的農業產量,而對土地長期實施農業科技手段會產生土壤板結等生態破壞問題,最終造成供役地、需役地及其周邊土地質量的下降。地役權的設定應以綠色原則為限制,保護供役地、需役地及其周邊的生態價值。

      

    第三,環境役權作為不動產役權的一種具體類型,可以實現生態價值的經濟化。在地役權變為不動產役權后,地役權人的身份也轉變為“不動產役權人”,這不僅僅是名稱發生變化,更意味著“不動產役權人”可利用財產的多元化和方式的多樣化?!巴L”“采光”“取水”等方便與利益是環境利益的范疇,國家為實現環境公共利益可以對民事主體的不動產進行征收或征用,但采取征收或征用后需要進行經濟補償,這就要花費巨額的財政資金,甚至以降低其他社會公共福利的水平為代價,不符合成本收益原則。而環境役權則可以通過稅收優惠等方式,以較低的成本實現對民事主體不動產的利用。并且與為民事主體設定環境義務相比,國家通過環境役權對民事主體不動產權利的限制予以經濟補償,保障了民事主體的私人經濟利益,

    實現了生態價值的經濟化。

      

       (三)環境容量使用權的擔保:一種法經濟學的思路

      

       顧名思義,環境容量使用權以環境容量為客體。我國已經在部分省市開展的排污權交易試點和碳排放權交易試點都是對環境容量使用權制度的具體實踐,但目前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排污權和碳排放權交易平臺,這兩種環境容量使用權的交易市場仍然是區域性的。環境容量使用權具有準物權的屬性,因環境容量這一客體的特殊性,無法將其直接作為一種用益物權納入民法典物權編?;趯W界對環境容量使用權的性質認定仍存在爭議,筆者只探討其作為擔保物權的客體如何在保護民事主體私人經濟利益的同時實現環境利益。

      

       第一,環境容量使用權作為一種綠色金融產品,與政府強制征收排污費相比,具有激勵民事主體主動守法的功能。民事主體的生產經營活動會產生“工業三廢”,對自然環境造成污染,政府對民事主體的排污行為收費即是民事主體對環境利益的經濟補償。但是,基于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民事主體為了實現私人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會選擇同政府進行利益博弈,采用多種方式盡量減少繳納費用。對政府而言,查處民事主體的違法行為既需要花費成本,為了提高稅收和公共福利等公共經濟利益又不能對民事主體過度施壓。而環境容量使用權的優越性就在于民事主體對這種可交易金融產品的購買出于主動需求而非政府強制,并且環境容量使用權具有轉讓的功能,民事主體購買的超額排污權限可以進入二級市場流轉,充分實現其作為財產的經濟價值。

      

       第二,被作為擔保標的物的環境容量使用權可以發揮對企業的融資功能,即民事主體為環境付出的成本可以轉化為私人經濟利益。由于我國對污染物實施總量控制,環境容量使用權作為企業的財產具有稀缺性,當其作為質押物出質給債權人時便具有高效的融資能力。在環境容量使用權具備融資擔保功能后,民事主體對這種財產的購買需求就會上升,也意味著民事主體會提高對環境的經濟補償,由此也將產生更大的社會效益。而且在環境容量使用權制度下,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不對等法律關系趨于向對等的民事法律關系轉變,政府可以節約管制成本,符合成本收益原則。

      

       五、民法典物權編“綠色化”的外部協調

      

       (一)民法典物權編“綠色化”的私法協調

      

       第一,明確環境相鄰權的私權性質,將其納入民事權益范疇,以銜接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的責任承擔方式。由于環境利益的社會公共性特征十分顯著,環境權的主體也具有不特定性,導致難以確定環境權的私權內容。而具有特定的權利主體的環境相鄰權可以作為私權性質環境權的一項具體內容,通過物權制度和侵權責任制度予以保護。毫無疑問,不動產權利人排放不可量物的行為會同時侵害環境公共利益與環境私人利益。但是,相鄰不動產環境侵擾的責任承擔問題需要依賴民法來解決,當不動產權利人的行為超出相鄰方的容忍義務時,相鄰方應享有妨害排除請求權和損害賠償請求權。

      

       第二,增設環境容量使用權合同作為民法典合同編中的有名合同。環境容量由政府根據一定的科技手段核定的污染物種類和污染物衡量指標組成,具有非物質性的特點,不具有形狀、體積、質量等有體物的特點。隨著人類環境治理水平的提高,環境容量也可以擴張。由于環境容量使用權的客體是無體物,與探礦權、采礦權、取水權這類具有客體不確定性特征的準物權相比更具復雜性。以碳排放權為例,民事主體是向大氣實施碳排放行為,而大氣是一種典型的公眾共用物,民事主體排放污染物的環境容量使用行為并不對大氣構成占有。由此,缺少占有權能的環境容量使用權不具備用益物權的全部權能,只具有使用和收益權能。環境容量使用權的計量、權利的范圍和內容都具有顯著的特殊性,基于此,環境容量使用權合同需要在民法典合同編中作為有名合同,其具體規則設計要包括以下內容:其一,合同標的是政府許可或者核定確定的廢物的權利。其二,出讓主體和受讓主體都應當符合特定的許可條件。其三,出讓方轉移其合法擁有的排放權,受讓方支付價款。

      

       (二)民法典物權編“綠色化”的公法協調

      

       我國的自然資源使用權派生于具有公法性質的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是由公法設定并依特許許可的方式從國家取得的使用權,權利行使附隨公法上的義務以及需承擔公法責任。在理論上,綠色原則作為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應在《民法典》的用益物權分編中全面貫徹,這也就意味著作為民事主體的自然資源使用權人需要負擔來自于公法和私法的雙重環境義務,而這種做法顯然不符合民法保護私權的功能。

      

       由于我國自然資源物權具有濃厚的公法色彩,在民法典用益物權分編中規定民事主體的綠色義務并不合理。其一,我國雖然將自然資源使用權全都確定為用益物權,但在自然資源使用權的取得、變更、流轉過程中都受到相關行政法律制度的限制。以建設用地使用權為例,民事主體需要經過政府的招標、拍賣、掛牌程序才能取得經政府審批的使用權,在后續的開發利用活動中還需要遵守其他行政法律法規,并且不能隨意變更建設用地的用途。另外,以海域使用權為例,其轉讓需要滿足開發利用滿1年、實際投資已達計劃投資總額的20%以上等條件,權利人需要依據公法規定有條件地轉讓,而不能將其作為私有財產自由轉讓。其二,在國家出讓自然資源使用權之前,需要通過國土空間規劃、自然資源用途管制等公法制度確定自然資源使用權的使用用途。這說明,權利人取得的使用權經過環境規劃已經被明確了公法義務。除此之外,某些自然資源在權利人取得使用權證書后,還不能實現“物盡其用”。以林木資源為例,獲得林權證的權利人還需要向行政機關申請采伐許可證才可以采伐林木資源。

      

       因此,綠色原則不宜在民法典用益物權分編轉化為民事主體的具體義務規則,用益物權權利人所需要負擔的義務仍應來自保護自然資源的行政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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